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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到诉讼阶段后，最终的判决金额与权利人提出的索赔金额无关，只与案情有关。权利人提出过高的索赔金额最终如果无法得到支持的话也会损失相关的诉讼费用。”张偲杰律师认为。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宇宙认为，“天价”索赔，实际上是视觉中国这类企业的一种诉讼技巧。

责任编辑：李锋克莱斯勒（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海关总署备案的召回计划显示，由于部分车辆的真空助力泵外层水分分离装置可能未被妥善安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造成水分进入真空助力泵内部或者在制动报警灯未亮的前提下激活ＡＢＳ防抱死系统。受水侵害真空助力泵的车辆虽然能继续提供制动功能，但消费者可能因此遇到制动踏板过硬而踩不动的情况，存在安全隐患。

然而直到本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结束，不仅梵蒂冈继续“沉默”，连过去2年都替台当局“仗义执言”的尼加拉瓜都“只字不提”。除此之外，海地连续4年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为台湾“发声”后，今年也未提台湾。见此情景，岛内民众讽刺：别去丢脸了；吴钊燮（台当局“外交部长”）下台负责。

德司达公司在诉讼中就提出，2400多万元的修复费用将进一步对被告的正常运转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希望法院给予企业40%环境修复费用的返还用于环保投入，其余的60%能够分期付款。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劲认为，在生态环境损害索赔、行政罚款与刑事罚金的执行上，应当依照侵权责任优先原则或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如果赔偿义务人在赔偿污染受害者损害后财力不足，就应当优先保障生态索赔的执行。

2017年6月，重庆市政府和当地一家社会组织也曾对污染企业提起类似诉讼。不同的是，该污染企业在被判处承担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之前，除了已被判处刑事罚金，还被处以行政罚款。这带来一个问题，污染企业被巨额罚款或处罚金之后，没有能力再承担损害赔偿怎么办？

重庆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一位负责人说，“我们在希望小学选址时有一个规定，当地政府要保证学校建成后至少正常使用10年。然而，这些年来形势变化较快，一些农村地区的学生大量进入城镇读书，许多村校因无人上学而闲置。”闲置校舍处置成难题今年正好是希望工程发起30周年。1989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希望工程，其宗旨是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建希望小学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今随着形势变化，一些闲置希望小学如何处置，倒成了一个难题。